【编者按】从阿拉伯商队的驼铃响彻欧亚大陆，到日俄战争的炮火惊醒沉睡的帝国；从香料与丝绸贸易催生的原始资本积累，到金融资本时代的铁血竞逐——资本东渐已逾千年，这股既危险又充满诱惑的力量，究竟如何重塑世界格局？
在《资本的扩张》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候选人薛晓明耗时五载，打破“欧洲中心论”桎梏，以欧亚大陆为舞台，还原东西方双向塑造的资本史诗。作者不仅揭秘了阿拉伯帝国开创的首个世界经济体系，深入解析威尼斯、荷兰、英国如何依次接力资本霸权，将跨越千年的殖民贸易、战争债券、金融垄断背后的权力更迭生动复现，并对比了中、日、印在资本洪流中的不同选择。
当贸易摩擦、科技封锁、贸易保护主义重现，本书直指本质——今日的全球竞争，仍是千年资本逻辑的延续与升级。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书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朱元璋一定没有想到，尽管他痛恨商人唯利是图，痛恨商业金融资本，采取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实行实物本色主义的财政税收制度，厉行海禁，一手扫除了唐宋以来江南民间自然生长出的商业市民社会，但是通过开中法，又在不经意间种下了明清商业复兴的种子。实在地说，明太祖朱元璋皇帝真是华夏历史上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在他手里终结了华夏中古商业社会，而又开启了华夏近代商业传统；影响至今不衰的所谓晋商、徽商、浙商、闽商、粤商、江右商、洞庭商、山东商、龙游商等资本雄厚的商帮，究其根源，最早都可以追溯到开中法所开创的全国性商业贸易网络。
开中法和各地商帮的崛起
首先因为开中法崛起的商帮是陕西和山西商人。九边重镇，除了辽东、蓟镇、宣府这三镇，其余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全都在山西和西北，而陕西拥有西北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产区关中平原，山西则拥有全国第三大、北方第一大盐场河东盐场，山陕两省的商人收购关中平原的粮食去九边报中获取盐引勘合，再去山西运城的河东盐场守支，空间上距离最近，时间上最短，因而资本周转的速度就最快，资本积累的效率就最高，晋商、陕商集团也随之崛起。
等到1570年隆庆和议，俺答封贡，中原与蒙古草原重新开放互市，明朝在大同左卫的威远堡、宣府的万全右卫、张家口等处设置多处马市，定期交易。草原以马匹、牲畜、皮张等货物换取中原商贩的铁器、布匹、绸缎、茶叶等手工业制成品，从此蒙古草原经济区也加入开中法所创制的全国性贸易网络中，而前往九边报中纳粮的内地商人也不再空手返回盐场守支，而是满载草原货物回到内地市场交易，不但大大拓展了开中商贸圈的贸易内涵，也极大加快了资本周转和积累的速度。山西商人由于距离互市口岸最近，资本实力最为雄厚，逐渐主导了中原与草原的互市贸易，并经过蒙古草原重新连接俄罗斯商路，中国的布匹、丝绸、茶叶等货物重新进入西方市场，从此晋商压倒陕西商人成为北方开中贸易圈最大的获利者，晋商也成为近代中国商帮发展史的一段传奇。
此外，徽商和浙商由于距离全国最大盐场两淮和两浙最近，便于就近守支食盐，因而也迅速实现了资本积累，并且在所谓“边商”与“内商”的社会分工中进化为“内商”，即不再前往九边报中纳粮，而是直接收购报中纳粮之边商手中的盐引，专门在内地盐场就近守支，也就是通过贴现边商（大多数是晋商、陕商）手中的盐引，加快自己的资本周转速度，进而提升资本积累的效率，从而积累起雄厚的财力；进而从“内商”中又进化成所谓的“囤户”，连守支行盐这种实体生意都不做了，专门从事盐引的二级市场交易，这就已经非常类似于虚拟资本了。当然人们可以攻击这些囤户不事生产，专事证券投机，但论迹不论心，不论囤户投机炒作盐引的初衷为何，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些囤户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为盐引的贴现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则开中法必然由于守支难的问题而阻滞难行。
开中法，在时间维度上，是粮食与食盐的跨期交易，究其实质，就是朝廷以国家信用换取商人授予其商业信用，这里国家信用的承载物就是盐引，这是开中法的金融属性；而在空间维度上。开中法也是粮食与食盐等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粮食、棉布、铁器等军需物资，经商人之手，从内地主要产粮区和经济贸易区源源不断流向九边，而江淮盐场的食盐则同样经商人之手流向各地行盐，于是，在九边巨大国防开支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刺激下，原本被元朝金融掠夺和元末战争破坏，而又因明朝定鼎恢复和平与秩序因而具有巨大复苏潜能的国民经济，被开中法及盐引二级市场交易彻底释放出来了，江南、珠江三角洲、长江中上游、华北和西北五大经贸区域在开中法的大宗商品跨期交易、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中形成，这些经贸区之间、经贸区与区外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频繁，意味着中国国内大市场的最终形成。也就此奠定了今日中国经济地理版图。
控制市场经济的塌房、官牙制度
而在朝廷方面，本着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力图将国内大市场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令天下商帮行贾编织起来的这张商业贸易网络为朝廷所用。那么朝廷如何控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呢？显然，用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明代朝廷对商业和市场经济的理解出人意料地深刻：朝廷显然意识到了控制商业的两大决定性环节是仓储和做市商，朝廷选择了一个深谙市场经济之道的制度来控制市场经济本身：塌房、官牙。
所谓“塌房”，就是官营客栈，是供客商行贾们打尖歇脚的所在。客商行贾下榻客栈，必然要求客栈提供相应的货物仓储服务，于是“塌房”就成为货物仓储中心，而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客栈，便于交流商业情报和市场信息，于是“塌房”又成为商品交易所；同时朝廷按商税三十税一的税率（约3.5%），对贮存于塌房的货物课税，称为“塌房税”。
所谓“官牙”，意思是“官办牙行”；那么什么是牙行呢？其实就是商品交易的中介组织。由于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还不成熟，法治水平低，因此自宋元以来民间贸易几乎都要经“牙行”这一中间组织作保才能进行。“牙行”本身存在的价值就是担保买卖双方的商业信用，在不管是买方违约还是卖方违约时，确保受害方不致遭受违约损失，因此只有经过牙行中介作保，买卖双方才能安心交易，据史料记载，宋朝时“市肆交易，必为牙保”，元朝时“凡买卖人口、头匹、房屋、一切物货，须要牙保人等与卖主买主明白书写籍贯，往来去处”，于是牙行实际上就成了宋元民间市场经济的做市商。然而到了明朝，朝廷为了保证官营塌房的市场垄断地位，特意出台法律禁止民间“牙行”交易，只有官营塌房对商业交易提供中介服务。《明会典》载：“洪武初，京城置塌房及六畜场，停积客商货物及猪羊等畜厅，听其两平交易，革罢官私牙行，但收免牙钱一分”，也就是说，商人在“塌房”交易，适用“货物听客商自卖”的政策，不许“牙商”（中介保人）参与其中，而由朝廷对“塌房”交易所内完成的商品交易收取10%的中介费。
有了塌房这样得力的官营市场垄断组织，朝廷就将塌房制度推广开来，在南北两京及商业比较发达与交通便利的地区普遍设置官营“塌房”，如九边宣府，运河沿岸之南北通州、临清、张家湾、天津，山海关外之八里铺，以及山西的蒲州、江西的东乡等地，都设有“塌房”，且规模宏大，往往一处“塌房”即拥有店房多达数千间。这些遍布全国主要商贸网络节点的“塌房”，就成为朝廷掌控全国性商贸网络的神经末梢。是的没错，朝廷就是力图利用“塌房”这种官营仓储和交易场所来主导天下商业网络。
然而，禁止民间“牙行”在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其实很难真正执行。所谓“买货无牙，称轻物假；卖货无牙，银伪价盲”，在当时的条件下，在买卖交易中，如果没有牙行中间作保，则买家唯恐卖家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漫天要价，而卖家害怕买家以成色不够的银两支付货款，或者赊账不还等，正常的市场交易就很难完成。因此朝廷也只得面对现实，修正了完全禁止民间牙行的做法，而是改为官督商办的“官牙”。
洪武三十年（1397年），《大明律》规定，“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附写客商船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钱入官，官牙埠头容隐者，笞五十，革去。”这里的所谓“牙行”，主要指在城市乡村中介买卖者；“埠头”，指的是在船舶码头中介客商货物者；“抵业人户”，就是那些自有家业，比如土地、田宅等，可以抵算客商货物价值的人家。这整段法律条文的意思是，只有那些自有家业、足以担保客商货物价值的人家，由官府发给营业执照，登记在册，才能充当合法合规的“牙行”、“船埠头”（可统称牙行），没有官府执照而私充牙行的人，就要打板子，罚没非法所得。而这种官督商办的牙行，就被称为官牙。
“龙门客栈”是商帮核心组织方式
“官牙制”确立之后，“货物交易全凭牙行，船车装卸悉依埠头”,“牙行”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结构的中枢；而官营“塌房”则相反，走向衰落。“塌房”既为官营，则难逃权力寻租的通则，权豪势要借塌房的垄断地位对商贾施加各种苛捐杂税、强买强卖、克扣勒索自不待言，导致塌房不断衰落。史载：景泰年间（1450—1457年），“塌房邀接商旅，倚势赊买，恃强不偿，行贾坐敝，莫敢谁何？”由此可见，权豪势要把持“塌房”，强行邀截客商，低价卖出客货，甚至借赊账之名侵吞客商财货，商贾苦不堪言，实际上官营“塌房”的经营模式已难以为继。
景泰以后，以“塌房”为主体的官营贸易体系便严重衰落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私人开办的“歇家”。
“歇”是歇脚休息的意思，所谓“歇家”，其实也就是客栈，与官营“塌房”类似，除了提供住宿这样的基本服务外，也对客商提供仓储、信息交流、中介交易等服务，同时也负有法定职责替官府监督商人行止、并市场交易公平秩序，甚至代为收税等。比如电影《新龙门客栈》中的“龙门客栈”就是一个典型的歇家。而举办“歇家”者又多为牙行，“牙行”与“歇家”在经营主体、商业模式和经营内容上相得益彰、互为表里、互相促进，于是各地“歇家”与“牙行”往往合二为一，混业经营。
对于客商来说，“牙商”与歇家转化结合，使得投宿、仓储、运输、询价、度量、交易等服务高效整合起来，可大大降低客商货物转运、仓储和交易成本，极大提高客商资本周转和资本积累的效率。不仅如此，由于歇家常年招待四方来客，又掌握相当的在地资源，熟悉本地的人脉关系和风土人情，久而久之，内外各种资源便有效整合于歇家，在当时商业信息不充分的历史条件下，极大地降低了外来客商与本地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之间做买卖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商品经济的顺利进行与发展；对于官府来说，“牙行”与“歇家”转化结合后，使得歇家与“牙商”监督市场交易和商人行止的职责合二为一，能够更有效地协助官府防止商人逃漏税款、维护商业秩序，以及代征商税等职责，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官府对于商业市场运行的监管成本，由此官府也乐见，甚至鼓励“歇家牙行”经营模式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
因此，歇家牙行便在潜移默化中，顺理成章地成为大明商帮的核心组织方式和主要经营模式，举凡晋商、陕商，乃至徽商、浙商，无不以歇家为构成商帮的主要组织形式。歇家，即大明商帮之汉萨同盟。由此，歇家更成为大明商业市场的主要做市商，举凡大宗商品的跨区域远程贸易，包括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无不由有势力之地方歇家发起组织。
比如当时著名徽商杨家，在扬州建庭园客栈方便贸易，“老人坐蓄江南百货，凡北贾者，皆争趋老人所，以故老人无一日无宾，亭无一日无盛筵……处士馆谷供帐食饮，与诸坐贾丰腆异远甚矣。故南北贾咸愿凭处士主程，大与处士结欢盟契，以故贸易愈益绳绳不绝。”这显然是集客栈、中介经纪、仓储、交易于一体的“歇家牙行”贸易形式。而在海外贸易中，歇家也异常活跃，甚至置朝廷海禁政策于不顾，大搞海上违禁走私贸易，可以说没有歇家就没有大明海商。史载：“（明太祖）绝倭朝贡，命信国公汤和筑沿海四十九城以防之，独市舶未之绝也。后以内监领市舶司，嗜利朘削；兼商牙歇家，交相为奸，负倭债累万盈千。”万历时期的韩江通番案也可算是歇家组织海外违禁贸易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此案中，歇家张道囤积通番走私者的货物，组织下海贸易，走私队伍达94人之众，最后迫使明政府制定了专门针对歇家的海防新条例，即“凡歇家窝顿奸商货物，装运下海者，比照窃主问罪”，由此可照见歇家组织海外违禁贸易之盛况。
总而言之，到了明朝中叶，随着国内和平与秩序的重建，经过九边巨额国防开支，以及运河、长城、道路等全国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凯恩斯主义刺激，在开中法及国家特别公债——盐引的二级市场交易的拉动下，明朝的商品经济全面复苏，逐渐繁荣起来，形成了江南、珠江三角洲、长江中上游、华北、西北五大经济区，晋商、徽商、浙商等几大商帮也以“歇家”“牙行”等经营模式组织了起来，这五大经济区经过晋商、徽商、浙商等几大商帮的全国性贸易活动而交织在一起，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最终形成。那么紧跟着的问题就是，为何明代的商品经济和商帮组织没有如西方一样发展为近代资本主义呢？
（本文节选自《资本的扩张》，标题为编者所拟。）
《资本的扩张》
薛晓明 著
东方出版社 2025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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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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